四、公有制的遗产略过这几十年总所周知的中国历史，到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中国从公有制经济，转为多种经济共存的新经济政策，但是，以公有制经济乌托邦为基础的几十年教育，给民众的思想带来的不良影响仍广泛存在。
新能源和环保技术只不过是在旧有的生产领域进行发展，即使这些技术被广泛采用，也会是一边带动新的经济增长，一边破坏原有的经济，从而也不可能使其在数年内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那么，为什么美国愿意替我们承担生产过剩的后果呢？这是因为，美国并不需要拿真金白银来购买这些产品，而是以打白条的方式（这些白条包括美元纸币、美国国债和房地美、房利美这些企业的债券）获得这些产品。
但是，无论是这两者中的哪一个都阻止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也救不了市。其实，这两个主义的差别就在于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然而，次级房贷契约中预设的调高利率的条款和美联储这个由美国私人资本控制的美国中央银行调高利率的行动，与无法持续增长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一起，迫使次级房贷大量违约，推倒了经济危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是因为，生产过剩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决定的，从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危机。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理和方法是什么具体障碍妨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呢？这个障碍就是所谓的我国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
在过去，人们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为什么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即西方政要们要去读这样一本圣经呢？其实，在恩格斯为《资本论》第1卷所写的众多书评中就有一篇号召当时德国的工厂主不要害怕该书，尤其是要对书中关于英国工厂立法及其结果的历史加以认真研究。尽管许多西方国家指望中国像前苏联那样对它们的过剩商品实行大采购，但是，一来它们想卖给中国的只是一些中国不需要或不太需要的东西，而已经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中国想要的高层次的东西它们却不愿意卖。而自2008年开始至今，电荒、煤荒，水荒、劳工荒、交通拥堵、垃圾围城、环境污染、恶性拆迁事件频繁见诸报端，这些几乎打成死结的城市矛盾成为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最大难题。
原本尺度宜人的街巷在推土机的轰鸣下支离破碎，千城一面成为中国城市唯一的标签。但在这些光鲜的城市化数字背后却是众多城市的悲鸣。从1949年初的10.6%，到1978年的18.9%，及至2011年的51.27%，城市化率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城市总数增加至655个，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广州萝岗区的一条山谷里就住着这么一群特殊的人。
从中国城市发展种种问题和矛盾看，由政府主导、以拆迁改造为标志的快速城市化完全搅乱了市场发展的节奏，使得城市处于一个无序的发展状态中。他们是昔日高学历、高收入的白领，现在却在这里悄悄成立了一个懒人部落，成了彻头彻尾的农民。
而多年来一直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还被赋予了经济发动机的重任，目前普遍的一个观点是，城市化将代替工业化，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成就似乎正在不断被大干快上的城市化引发的恶果所抵消。从1990年到2007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29万平方公里扩张到了3.55万平方公里，十余年间扩张了175%，城镇人口只增加了20%。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能如此快速的推进，还在于它是一种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上的、由政府主导强势推进的城市化。
按照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逻辑，中国的城市化还远未到逆城市化过程的出现，当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固然是都市里高收入人群在得到物质的满足后，更加向往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但更为重要的是，当前这种过快和过度的城市化，导致的城市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和生活品质的下降，对城市人口的逃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从现有各地的城市化推进路径来看，如重庆、山东等地以承包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住房、迁村并点等，都还在打农村土地的主意。这在城市建设和改造中就表现为贪大求快、拈轻避重、重地上轻地下，去年夏天波及北上广等大中城市的严重内涝就是最好的明证。显而易见，土地的城市化已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城市化。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个地方的城市化速度越快，越可能陷入社会系统混乱，致使城市生活质量下降、犯罪率上升，以及道德溃败。低投入，高积累的城市化跳跃式发展没有兼顾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城市外表光鲜亮丽，内部脆弱不堪。
如果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上的激进情绪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会给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多年高强度的土地开发，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已经十分有限，扣除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区域，可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由2000年的700多万公顷锐减至不足500万公顷，18亿亩的耕地红线突破在即，传统依赖大规模开发农村土地资源补充建设占用耕地的土地城市化模式正在陷入困境。
据中国城市建设经济研究所统计，从1996年到2003年，7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1亿亩，这些土地，绝大部分被城市占用。在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地由市场推进的过程，而不是像大多数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可以追求、可以被塑造的结果。在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中国几乎是以一种搞文革的方式推进城市化，这无疑将毁掉我们的城市和乡村。西安、大同等众多历史名城，在无情地毁掉自己的古代城市遗产很多年后，突然反悔，又再一次毁掉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近现代城市遗产和人居社区，重新用现代材料，修建仿古城市。与我们大规模占用农地形成对比的是，国际上对农田的保护意识正在加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也明确表示，中国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欠账。
当前通过拆字当头、强制实现城市化，无论如何都是违背经济规律。我们在这里批判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城市化，我们要否定的是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带血的城市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变化，显然，农田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商品。来源: 安邦咨询 进入专题： 城市化 。
相当一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障残缺不全。辉煌的数字成就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被誉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之一。
城市化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政府乃至个人就能主观决定的，它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从其演进过程来看，一定有人口、产业、资源，知识的集中和变迁，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缺一不可。近日，联合国建议，各国应对农田出售规模设限，以调控占用农田这一愈演愈烈的趋势。事实上，城市化这个概念从来就没有定论。不仅如此，快速的城市化也摧毁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数量持续增长，六成以上农村成空心村。
这些因素导致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和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在当下火热的城市化进程中，一股逃离城市的逆城市化迹象已然出现，部分先知先觉者，选择离开城市，重新乡村怀抱。
但就中国的发展现实看，几乎就是一场以攫取农村土地为目的的土地城市化为新建豪宅提供毫无意义的贷款不会帮助任何人。
作者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业务局局长。相比之下，2008年推出的4万亿人民币（约合6,300亿美元）一揽子刺激措施却使得信贷规模超出了可持续增长水平，加剧了通货膨胀，吹大了房地产泡沫。
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通过增加信贷供应来拉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就像2008年那样）是对的。中国当时迅速开始在内陆地区兴建基础设施，并着手实施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提高了生产力。在不必按下内需等按钮的情况下，上述一系列改革已经有可能将中国迅速送入可持续增长的轨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推出的刺激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由于这种批评假设的前提有误，因此其给出的建议也就难言正确。前两次刺激措施产生的结果并不相同。
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正试着推出另一轮类似2008年那样的刺激措施。相反，中国应当有选择地侧重于结构性改革，并通过相关支出来支持这些改革。
然而，这种批评是建立在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失衡的普遍看法之上的。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表现不错。
